水，成了“流動資產”。

在海南，隨著一紙紙水權交易合同的簽訂，原本靜止在水庫和污水處理池裡的水，開始跨市縣、跨行業，流向農田、工廠和園區等地。

截至目前，海南已累計完成35宗用水權交易，交易水量超5415萬立方米。這些數字不僅是海南與全國水權改革浪潮的同頻共振，更是在自貿港建設背景下打破市縣、行業壁壘的一場探索。透過這35宗交易，我們不妨算一算這筆“水生意”背后的三筆賬。

政府算“平衡賬”：

如何花小錢“解近渴”？

對於地方政府而言，水資源管理有時會面臨“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尷尬：一邊是發展所需水量增加，一邊是用水指標“紅線”高懸。

東方市曾面臨這樣的窘境。“隨著農業灌溉、生活用水、工業用水需求量增大，特別是熱帶特色高效農業、臨港產業園區及湘瓊合作產業園的快速發展，東方市的用水需求急劇攀升。以2024年為例，當年前三季度，全市用水總量已達3.67億立方米，年度用水總量指標緊張。”東方市水務局副局長鐘智強提到。一旦超過年度用水指標，全市的農業灌溉、生活以及工業將面臨“無水可用”狀況。

而在樂東黎族自治縣，情況卻截然不同。同年前三季度，樂東實際用水量僅1.04億立方米，總量指標有大量富余。

一個“渴”，一個“余”。在傳統的行政調配模式下，這種跨市縣的資源錯配往往難以迅速解決。但在省水務廳的指導下，一場跨市縣的“解渴”生意迅速提上日程。

2024年12月，東方市以5萬元的價格，購買了樂東1000萬立方米的區域用水權。這筆交易開創了海南省跨市縣區域用水權交易的先例。一年后，東方市再次“回頭”向樂東買水，交易量增至4000萬立方米。

這筆賬，政府算的是“平衡”。但“平衡”背后，是一次市縣用水思維的變化——從“向上要指標”轉向“向市場要空間”。區域用水權交易的本質，是將行政管控下的“定額”轉化為可流動的“資產”，讓水資源在更大范圍內實現供需自洽。省水務廳水資源與節水管理處有關負責人認為，這驗証了區域用水權在省內的可交易性。當水權能夠跨越行政邊界流動，水資源配置就從單一的行政調劑，增加了市場調劑的新通道。

然而，交易不能止於“救急”，要讓“解近渴”變為“長流水”，還需加快建立市縣間用水權交易的常態化協商機制，明確交易規則、定價參考等，更好推動形成“誰節水誰受益”的良性態勢。

企業算“成本賬”：

廢水如何變“金水”？

如果說跨市縣交易解決的是“增量”問題，那麼再生水交易則是在挖掘“存量”的價值。對於企業來說，這筆賬算的是“性價比”與“新收益”。

“通過交易，我們的用水需求得到解決，賣方也盤活了再生水水量，這對交易雙方都是好事。”2023年10月，儋州美城環境服務有限公司以1元/立方米的價格，購買了0.9萬立方米的再生水用於城市清潔，該公司總經理孫陽算了一筆賬：使用再生水不僅節約了寶貴的自來水資源，更直接降低了用水成本，是實實在在的“雙贏”。

而在陵水黎族自治縣，這筆賬算得更精。陵水水務環保技術有限公司將原本達標排放的“廢水”，以0.6元/立方米的價格賣出去，連續完成3單交易，共計30萬立方米。“以前達標排放的水，現在賣出了實實在在的價錢。”該公司總經理沈哲峰說。

通過交易，買方降低了成本，賣方盤活了資產。這不僅是兩筆生意的成交，更是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發揮作用的印証。

採訪中，上述受訪企業有關負責人提到，當前再生水交易仍面臨管網不配套、水質標准不一等堵點問題。對此，來自水權交易行業的從業人員認為，推動工業園區、市政綠化、生態補水等領域強制設定再生水最低使用比例，以剛性需求拉動供給活力。

生態算“長遠賬”：

如何促進水資源從“閑置”向“增值”流動？

0.005元與1元，兩個價格並存於同一市場，是海南水權交易市場不同場景的呈現，也是生態價值轉化的不同路徑。

跨市縣交易的原水，其成本主要在於行政管理指標的劃轉，水本身作為自然資源，其資源成本被壓縮，體現的是資源的“基礎價值”。而再生水不同，它是經過勞動和技術賦能的“工業產品”，其定價反映的是加工成本和環境價值，體現的是資源的“再生價值”。

中國水權交易所高級業務主管張艷平評價道：“海南作為島嶼型省份，通過市場化方式將再生水進行轉讓，在使用再生水替代新鮮水的同時，提高了利用率，為進一步優化配置非常規水資源提供了有益借鑒。”

放眼全國，從寧夏回族自治區、內蒙古自治區的“水銀行”試點，到四川與寧夏的跨省區交易破冰，水權交易正從“零星探索”邁向“制度化、規模化”。海南作為獨立地理單元的熱帶島嶼，其水資源系統相對封閉，供需矛盾更為集中。

目前，海南已完成35宗交易，雖然樣本量尚小，但交易的閘門已經打開。“水權交易是新生事物，如何讓更多人知曉、提升交易活力以及如何界定合理的價格范圍等，都值得繼續探索，還需要更多實踐的驗証，以及通過制度固化下來。”張艷平坦言，她期待看到海南水權交易的更大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