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2026年05月26日 第 12 版）

海南三亞紅塘灣，海風輕拂，新修復的沙灘綿延潔白，不遠處的生態護岸上生機勃勃。水下，五顏六色的珊瑚在人工礁體上搖曳生姿，吸引著魚群嬉戲。

很難想象，一年多前這裡還是巨大的海上“工地”——19個比籃球場還大的鋼圓筒兀立海中，違規填海造出的陸地如一道刺目的傷疤。

2017年、2019年，中央生態環保督察兩次點名批評三亞紅塘灣臨空商貿區項目未批先建、破壞海洋生態。從被通報到全面整改，再到2025年對生態修復工程措施等進行驗收、公示、報備銷號，這背后是關於發展與保護的平衡，也是一面映照政績觀偏差的鏡子。

過度追求“顯績”

建設方未批先建、邊批邊建，在周邊海域違規填海造地

時間回撥至2016年。作為三亞新機場臨空旅游產業園一期工程，紅塘灣填海項目承載著巨大的經濟期待。在“大干快上”的發展氛圍中，項目雖獲批用海面積49.68公頃，但在利益驅動和一些干部錯誤政績觀的驅使下，這一合法審批面積被突破。

一期工程尚未完工，吸沙船與打樁機便已越界。短短一年間，建設方未批先建、邊批邊建，在周邊海域違規填海造地，最終形成非法陸域面積100余公頃——這一數字，是合法審批面積的兩倍有余。

“當時大家更多關注的是項目落地帶來的投資拉動和經濟指標，對海洋生態保護的長遠規劃重視不足。”一名親歷該項目規劃的干部坦言。這種隻顧眼前、不顧長遠的發展模式，雖然短期內填出了陸地，卻給紅塘灣脆弱的海洋生態系統留下了難以愈合的傷疤。

兩次被中央生態環保督察點名后，當地干部認識到，這不僅是經濟賬，更是政治賬、生態賬。“這種以犧牲自然為代價換取發展空間的模式，絕不可取。”時任三亞市紀委監委駐市自然資源和規劃局紀檢監察組組長王娜明說。然而，面對嚴肅的督察反饋，相關責任方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心存僥幸，寄希望於新機場項目的戰略特殊性能夠“一俊遮百丑”，試圖通過繳納罰款來替代生態恢復，以“調整規劃”來掩蓋違規填海。

“發展是政績，保護也是政績。絕不能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換取一時的經濟增長。”2022年4月，三亞市委、市政府作出堅定抉擇：紅塘灣不再作為新機場選址，對非法填海部分進行徹底拆除。

避免二次破壞

“部分拆除、最大限度保護現有生態”的方案得到認可

2023年5月，一項緊急而艱巨的任務，落到了三亞環境投資集團有限公司（現三亞環境農業投資集團有限公司）黨委副書記曾山的肩上。“當時市委書記在會上直接點我的名，說‘你把鋪蓋搬到一線去’，要求一定要堅決落實好中央生態環保督察問題整改。”曾山回憶起來，仍能感受到那份沉甸甸的壓力。

接到任務后，曾山第一時間趕往一線。在三亞市天涯區委、區政府的指導下，環投集團在項目現場迅速成立了臨時黨支部。“我們把業主單位、代管單位、監理單位、施工單位和技術團隊等參建方的黨員組織起來，聯合攻堅。”天涯區區長陳瀟說。在臨時黨支部引領下，問題不過夜，現場拍板解決。

紅塘灣整改，最難之處在於水下。19個直徑30米、高30余米的巨大鋼圓筒，像一個個鋼鐵堡壘深埋海底。要不要拆？得拆。怎麼拆？

“國內從沒有過這麼大規模的海上鋼圓筒拆除先例。”曾山介紹，這些鋼圓筒在海水中浸泡多年，腐蝕情況各不相同，受力結構極其復雜，“我們必須考慮切割會導致怎樣的應力釋放。”

為此，項目團隊制定了“一筒一策”的精細化方案。每次作業前，潛水員都會深入水下對鋼圓筒進行全面“體檢”，摸清其腐蝕程度和結構現狀，再由技術團隊建模分析和推演，最終確定切割點和起吊方案。

憑借嚴謹的設計和操作，在拆除鋼圓筒和眾多水下構筑物的過程中，項目實現了“零安全事故”。

協同作戰，還體現在方案的科學決策上。“當時不少人認為，既然是中央督辦，那就一拆到底，全部恢復海床原狀，這樣最徹底，也最顯決心。”三亞市自然資源和規劃局海域海島科工作人員范曉君參與了方案論証全過程。她記得，初期向領導匯報時，聽得最多的問題就是：“為什麼不全拆？”

“但紅塘灣停工多年，水下已形成新的、穩定的生態系統。如果全拆，不僅耗資巨大，更會對生態造成二次破壞。”三亞市自然資源和規劃局副局長王蓓告訴記者，他們請來國內專家，通過大量數據建模，反復推演不同方案對水動力、海洋生態的影響，“我們必須平衡整改要求、生態影響、資金成本、工程難度等多個因素。”最終，“部分拆除、最大限度保護現有生態”的更優方案得到了各方認可。

擰緊責任鏈條

將履行生態環保政治責任情況納入“一把手”監督清單

“整個拆除工程清單總量約293萬立方米，相當於在海裡挖出1200多個標准游泳池。”代管單位現場技術負責人張惠明對這個數字記憶猶新。高峰時期，22艘大型船舶、166台（套）設備、659名工人在海上同時作業。“拆除深嵌在海床裡的19個巨大鋼圓筒和1533根鋼管樁，每一步都像在海底拔牙，難度極大。”張惠明說。

如何在如此大規模的拆除中，避免“二次污染”？“我們全程布設了攔污屏，把施工區域牢牢圍住，防止泥沙擴散。”張惠明介紹。與此同時，5個環境監測點24小時不間斷工作，實時監測海水濁度、COD（化學需氧量）等指標，一旦超標立刻預警停工。在岸上的消納場，降塵噴淋設備、防滲土工膜、全覆蓋綠網……環保措施全部到位。

監督也在同步創新。紀委監委將“雲監控”探頭架設到項目一線，通過5G技術和“數字化+可視化”平台，施工現場實時呈現在手機終端上。“有一次，我們通過監控發現一艘作業船的攔污屏布設不到位，立刻通過平台下達指令，問題很快得到解決。”王娜明說，“我們的監督，不是‘找茬’，而是護航，確保項目高效、廉潔地推進。”

2024年5月29日，拆除工程完成，比規定時限提前6個月﹔同年12月17日，生態修復工程完工，比規定時限提前了整整一年。拆除下來的約293萬立方米砂石料，通過海南產權交易所的市場化運作，變廢為寶，成交額達1.1億元。岸線得到了修復，生態本底逐步恢復，為這片海域注入了新的生機。

有了這次的深刻教訓，三亞市將履行生態環保政治責任情況納入年度政治生態分析研判和“一把手”監督清單，將生態環保的責任鏈條擰得更緊。

整改工程雖已通過驗收，但三亞對紅塘灣海域的生態保護並未結束。“三亞台風多，我們還要持續對修復好的岸線進行管護，防止沖刷造成二次破壞。”曾山說。

校准顯績和潛績的天平（編輯手記）

徐雷鵬

“為官一任，造福一方”，是為政者的本分。然而，個別干部在干事創業中，過分熱衷“短平快”項目，痴迷看得見、摸得著的成績——項目落地、投資增長、高樓拔地而起，有的顯績寅吃卯糧，甚至變成幾代人的“包袱”。

當顯績與潛績發生沖突時，天平該傾向何方？紅塘灣7年整改的曲折歷程告訴我們：如果隻認顯績不認潛績，遲早要交兩份賬——先交一份以犧牲生態為代價的“虛假繁榮賬”，再交一份耗時費力的“生態修復賬”。兩筆賬加起來，成本遠高於當初踏踏實實做潛績。說到底，顯績與潛績之爭，考驗的是干部看待政績的時間尺度：是隻盯眼前、隻看任期，還是立足當前、著眼長遠？答案不言自明。

統籌好“潛”與“顯”的關系，既做讓老百姓看得見、摸得著的事，也做為后人打基礎、利長遠的事，要靠制度支撐。當考核指揮棒真正把“潛績”也納入硬約束，當“功成不必在我”的人也能得到應有認可，基層干部才能把握好顯績與潛績的關系，積極擔當作為，干出踏踏實實的業績。